农业问题还是农民问题 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与发展

　　一、当前中国发展阶段与发展战略选择

　　经过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高速发展，中国已经成功地由低收入国家步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目前正处在由经济增长到经济发展、由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型过渡的关键时期，处在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由一个发展中国家跃升为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

　　中等收入阶段，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历史来看，自20世纪以来，从世界体系边缘国家成功进入到体系中心的国家几乎没有。发达国家集团一如20世纪之初，集中为欧美日国家，一百多年未有变化。其中值得一提也为发展经济学家所津津乐道的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此外再鲜有成功国家。亚洲四小龙是在冷战的特定背景下面发展起来的，且总体来讲体量都很小。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只有数百万人，中国台湾地区只有2000万人，最大的韩国也才5000万人口。四小龙加起来才8000多万人口，只有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人口的1/15。这个意义上讲，当前的世界格局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定型，基本上没有一个大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快速经济发展来改变这个世界经济基本结构或格局。一般发展中国家要么经济缺少发展，仍然处在低收入阶段，要么经历一定发展，到了中等收入阶段即落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停滞了发展。

　　当前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是中国的发展或崛起。经过三十余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由一个低收入国家成功地迈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若中国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则近代以来的世界基本格局将为之大变。这将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问题是，中国能否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中国如何可以跃入到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中去？

　　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面向，一是国际，二是国内。从国际上看，或从世界体系角度来看，世界体系中心国家是国际规则的制定者，经济处在体系中心位置，产业集中在高附加值部分，从而形成了一个中心国家向边缘国家转嫁危机与输出负担，而从边缘国家吸取资源和输入利益的结构。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要进入中心，就要打破这样一个国际既得利益结构，就必然会有重重冲突。从国内看，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增长潜力耗尽，而国内各个阶层和阶级既得利益结构又已成型，所有人都不能忍受利益的损失，可供分配的利益却没有增加，各个阶层与阶级之间的硬碰硬的斗争就可能导致社会失序甚至政治动荡，“发展导致不稳定”的铁律因此起作用。这在20世纪进入中等收入国家普遍出现的政治不稳定中可见一斑。

　　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问题就在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向世界体系中心跃进时，必与体系中心国家的既得利益结构发生直接冲撞，这种冲撞会反过来对中等收入国家内部结构产生影响，其中一个方面是一直享受经济成长并形成利益预期的国内各阶层无法面对冲撞的代价，国际上的突围困境通过经济周期等形式变成国内阶层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这种斗争以激烈方式表达出来（甚至通过政治失序来表现），变成国内危机。国内危机削弱了国家突破既有世界体系既得利益结构的能力，从而止步于中等收入国家。

　　当前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发展的关键且微妙时期，其中核心是中国在国际经济贸易中能否进入到高附加值的产业上去，从而改变目前对中国不利的基本经济结构和国际利益格局。

　　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就取决于两个方面的战略，一是中国能否将主要资源集中于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的国家发展战略。中国不能将千辛万苦通过牺牲环境、资源和几代人所获得不多的血汗钱浪费掉了，而应该集中到发展战略产业，实现产业升级，从而使中国在国际经济结构中成功地由低端加工制造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跃升。只有当中国主要经济结构进入全球产业链的中高端，在国际经济结构中处在高附加值产业的位置，中国才可以真正进入世界体系中心，才能够说由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变成了发达国家。反过来说就是，当前国内关于民生、环境、就业、经济增长的讨论，大都是无的放矢。中国必须实现国家战略，其中核心就是发展高新科技，进行产业升级。第二个战略是中国能否继续保持国内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保持中国社会结构的弹性，及保持中国的社会政治稳定。其中包括中国具有应对经济周期以及各种外来冲击的国内稳定的能力。

　　如何实施这样两个国家战略？笔者曾在《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一书中提出“三轮驱动”的中国现代化战略构想，认为未来30年是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跃入发达国家的关键时期，中国必须同时在三个方面用力，一是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这个产业升级的关键是可以在国际高附加值产业中占有位置。这是根本。

　　中国集中资源发展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升级，其中可以集中的资源来自何处？在当前中国乃至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主要资源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型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产业，可以说是主要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和资源的代价所获得，甚至是血汗工厂所获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高速经济增长，由一个低收入国家发展到中等收入阶段，主要就靠这个出口导向的加工制造业，靠这个“世界工厂”。

　　中国发展高新技术，以突破世界既有经济格局，不可能立即从高新技术中获得回报，而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这个前期投入只可能来自出口导向加工制造业所形成的积累。在未来30年，中国必须在加工制造业上保持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获得实现发展高新技术国家战略所必须的资源条件。

　　中国加工制造业能否继续有国际竞争力，既与国家所采用发展模式有关，又与中国的比较优势有关。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30年通过出口导向的中国制造取得快速经济发展，是因为中国具有一般发展中国家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一是高素质且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土地制度上的优势。土地制度上的优势，核心是中国土地制度基本上清除了土地食利者；三是中国高效的行政法治体系，稳定的政治社会格局。

　　随着中国由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制造”中的廉价劳动力已开始不再廉价，尤其是相对于“印度制造”、“越南制造”，中国劳动力价格已远远超过一般发展中国家。但是，当前“中国制造”仍然有三大优势，一是基础设施良好，二是已经形成“中国制造”产业集群链，这个产业集群链有助于降低“中国制造”的成本，三是继续高效的中国行政法治体系。其中，良好基础设施又与中国土地制度有关，因为中国土地制度可以做到涨价归公，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土地出让金而来的土地财政建设良好城市基础设施，从而做到“地利共享”。

　　也就是说，当前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对“中国制造”的负面影响被中国良好基础设施和产业集群体系的正面影响所抵消，“中国制造”仍然具有国际竞争力。保持“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是中国获得实现国家战略资源的关键。

　　当然，保持中国制造竞争力的一个前提是劳动力价格不能涨到中国制造难以消化的地步。当前中国制造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还不是太高，是由中国特殊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决定的。具体地说就是，当前中国通过“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来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且正是“半工半耕”为进城失败农民工提供了返乡退路。换句话说就是，中国当前普遍存在的年老父母留村务农、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的模式，使进城农民工可以接受比较低的劳动报酬而仍然可以体面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若没有农村的“半耕”，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全家进城，他们要在城市生活，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收入，若年老不能返乡，国家就必须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保障。正是“半工半耕”极大地缓解了“中国制造”的劳动力成本压力，从而使中国制造可以保持国际竞争力。

　　这个意义上，“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是支撑中国制造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安排，而“半工半耕”制度又是以老人农业和小农经济以及小农村社制度的存在为基础的。这个意义上讲，未来30年小农经济仍然需要维系。同时，也正是小农经济的维系，使进城失败的农民有退路，且遇到经济周期，农民工仍然可以返乡。农民工进城失败可以返乡是中国未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的原因。小农经济不仅为中国保证了粮食安全，而且是中国保持社会结构弹性的关键。正是小农经济为中国应对危机、保持稳定提供了强有力保证，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农村是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也就是说，未来30年，小农经济、中国制造、产业升级三轮驱动，中国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步入发达国家行列。三者之间，最基础同时认识误区也最大的是小农经济，因为当前政策部门和学界都正力图消灭小农经济。

　　二、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的农村

　　换句话说，在未来30年，中国农村的主要目标应当是服务和服从于中国崛起这一战略，中国经济发展极在城市，中国社会稳定器在农村，所有农村发展的考虑，其焦点都在于能否及如何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大局。中国若能发展高新科技，实现产业升级，从而真正进入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农村和农业问题自然迎刃而解。否则，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本身仍是难解。

　　那么，农村和农业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要为关键时期的中国现代化提供什么样的支持？

　　大体来讲，在未来30年，农村和农业要有如下三个方面特别重要的功能。一是保证粮食安全，让中国人能吃饱，最好还能吃好。农业生产粮食、养活中国人，这是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的最基本含义；二是继续再生产廉价而高素质的劳动力，从而可以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国制造提供比较优势；三是为进城失败的农民工提供返乡退路。正是进城失败农民工可以返乡，而降低了城市社会保障的压力，同时也可以避免出现大规模城市贫民窟。

　　事实上，在过去30年，中国农村已经在以上三个方面为中国制造从而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巨大支持，这是中国可以有过去30年快速而稳定经济发展的关键。之所以农村可以提供以上三大支持，又是与中国特殊国情下面形成的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或劳动力再生产模式紧密相关的。

　　具体来说，改革开放以来，之前隐藏在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大量转向二、三产业，从离土不离乡的乡镇企业到离土又离乡的进城务工经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年龄比较大的中老年劳动力留村务农。中国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了中国特色“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体制。因为农业劳动力过剩，劳多地少，在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以后，留村务农中老年劳动力仍然可以轻松种好田，农业产出尤其是粮食产出并未随着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进城而降低，反而出现了粮食产量“十一连增”。尤其重要的是，几乎所有中国农村都形成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经商、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半工半耕”结构，农民家庭因此在并没有减少农业收入的情况下增加了务工收入。农民家庭收入增加，生活条件改善。

　　在一般农村普遍形成“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的同时，有一部分进城农民运气比较好，很快在城市体面安居，全家进城了，他们不再耕种土地，他们的承包地就近流转给仍然在村务农的亲朋好友，而农村总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无法或不愿进城的青壮年劳动力，他们只种自家承包地，面积太小，收入太少，而有流入农地的强烈需求，这样，全家进城不再种地的农户将土地流转给仍然留村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这些留村务农青壮年劳动力因此可以扩大耕种面积，甚至形成适度规模经营。这些留村务农的青壮年劳动力有较大经营规模，有富业收入，有其他农村收入，在农村的消费又比较低，他们就可以获得不低于外出务工的收入，同时又可以保证家庭生活的完整，这样一种经济收入在农村、社会关系在农村、可以保持完整家庭生活，又因为收入不低而且有良好精神面貌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我们称之为“中农”，这个“中农”群体人数不一定很多，可能仅占农村留守人口的10%~20%，但很重要。正是这个中农+留守老弱病残，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基层治理结构。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和“中农”群体，又是一个可以再生产的动态结构。这个动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民家庭中，随着时间的延续，年龄增长，留村务农父母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们不仅无法进城务工，而且务农也越来越力不从心了，他们退出农业。在这些留守父母到了退出农业的年龄（70岁左右），他们进城务工子女也已不再年轻，也有快50岁了，他们在城市务工机会越来越少，最终进城失败，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而开始返乡。返乡是一个过程。经过几年时间，他们终于回到自己家乡来接替父母务农。而这些已经年老子女的子女又已成长起来，开始进城务工，或考取大学到城市正式工作。这样就实现了“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自身的再生产。

　　第二，进城失败的农民，正因为父母仍然在农村务农，他们返乡务农就不仅有耕地，而且有农业场所、农作工具、耕种技术等等，从而可以顺利返乡务农。已经全家进城的农民即使已经将承包农地流转给亲戚朋友耕种，只要他们想种地，他们随时可以要回土地耕种。这样一来，农民就可以在进城与返乡之间自由选择。当他们进城困难甚至失败而无法在城市体面安居时，他们随时可以返乡。正是农民可以自由返乡，使中国城市没有形成大规模贫民窟。有人讲农民愿意进城而不愿返乡。这个说法不全面。农民愿意进城是希望在城市体面安居，若农民进城只能落入到贫民窟，返乡就是他们无比重要的权利。

　　第三，中农本身并不稳定，且中农收入来源是多元的，他们既流入土地以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又从事富业、手工业，还当农业经纪人以获取收入，甚至依靠当村组干部的收入来补贴家用。中农也可以进城务工，而只要农村有多元的收入机会，这些多元收入机会就可以留住仍然是青壮年的农民在村庄以获取这些机会。

　　“半工半耕”的“半耕”之所以很重要，并不只是在于农民家庭要从“半耕”中获取收入，而是有着广泛得多的内容。留守在农村的中老年父母耕种自家承包地，“户均不过十亩”，他们很难面向市场进行高价作物的种植，而一般只能种大宗农产品，因为大宗农产品所需农资和生产产品都是标准化的，不存在购销问题，其生产技术也是常规化的成熟技术，不存在学习的困难。种植大宗农产品，风险低，生产技术简便，不存在与市场对接难题，当然也不可能获得很高收入。不计劳动投入，一亩大田作物一年纯收入1000元，10亩也就是1万元，这个收入可能只相当于当前务工收入的1/3。

　　现在的问题是，中老年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本身是缺少机会的，他们进到城市可能只是纯粹的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而在农村种田可以有不高也不算低的种田收入。

　　除种田收入以外，在农村还多少可以有富业收入，而最为重要的是，农村有土地，有庭院，从而可以自给自足，一般生活用品都可以自己生产而不用到市场上购买。且自己住自家房子不用出房租。农村生活成本大大低于城市。

　　这样一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不仅有务工+务农的两笔收入，而且比全家在城市生活的成本要低得多，这就使这样一种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远较离开农村全家进城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更能让农民体面完成劳动力再生产。

　　尤其重要的是，在当前农业生产技术条件下面，农民种大田作物不存在技术、市场风险，机械化的普及使得种田成为一件比较轻松包括中老年人也不难完成的工作。甚至有很多农村老年人讲，种田是锻炼身体的一种好办法。是否锻炼身体不一定，但从事农业生产是一种收入以外的就业，是证明自己仍然有价值的重要方式。没有就业，生活就没有意义。农业是随季节展开的，农村中老年人种田，随季节展开的是他们的播种与收获，艰辛与希望。

　　除此以外，农民进行农业生产，是在生于斯长于斯的熟人社会进行的，这个熟人社会是自己的，亲朋好友聚在附近，即使外出工作甚至进城安居了，村民仍然与村庄保持密切联系，年节要回来，去世要安葬到村庄，要落叶归根，魂归故里。中老年农民在村庄从事农业，很容易获得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支撑，又有强烈的归属感、安全感。这与城市所产生的疏离、陌生、不安全是正好相对的。这个意义上，农村的确是远比城市要好的养老之所。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在年轻进城时已经经历过了，且这些都是别人的（富人的），宁静的乡村正是自己不错的归处，是所有人都不会认为不好的归处。

　　也就是说，在过去数十年所形成的“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结构，在未来20~30年还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经济越发展，就有越多进城农民工具备在城市体面安居的条件，他们从此离开农村融入城市，他们甚至将留守农村的父母接到城市生活。同时，总有部分进城失败农民还要返回农村，在农村生活。这个时候，保留农民返乡退路对他们很重要，对中国现代化同样重要。一旦中国可以完成产业升级，进入到发达国家行列，城市可以为绝大多数进城农民工提供体面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即使少数农民工进城失败，国家也有办法提供让他们在城市住得下来生活得下去的社会保障。那个时候农民能否返乡就不重要了。

　　也就是说，维持目前农村“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小农经营，就不仅可以维系“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的廉价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而且可以为进城失败农民提供退路，从而为“中国制造”提供强大支持，且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应对经济周期及各种不稳定提供强力保障。农村成为了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农经济能否保证中国粮食安全，老人农业能否养活中国？应该说，全世界农业发展的经验都已证明，小农经济种粮食的产出能力高于和优于规模经营。中国在劳动力大量外流情况下的粮食产量十一连增也是最好的证明。老人农业种粮食，精耕细作，亩产一定是很高的。当然也不是没有问题，更不是说农业就没有问题。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