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审我国的小农农业

　　“一个屁股，两个拳头”

　　1964年5月11日，毛泽东在听取计委领导小组“三五”计划汇报时，提出国民经济的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说法。基础工业是一个拳头，国防工业是一个拳头，农业是屁股。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仔细想想，在当时，老人家这是阐述的农业与工业之间的战略关系，清晰而准确。要想工业强，农业必须稳，而且在《论十大关系》中也提到，那时的工业甚至是要为农业服务的，不得不佩服老人家当时深邃的战略眼光。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今天的农业又走到了一个档口，或者说正在发生着内在结构的蜕化与嬗变。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我们说，“农势之变，国之大事，民之所系，不可不察”。

　　农业的“一个屁股、两个拳头”

　　当前我国农业自身也正在出现“一个屁股，两个拳头”的现象，农业的大势正在悄悄的发生一些变化，缓慢但足可以引起波澜。“一个屁股”，就是目前我们仍然占据大头的传统农业生产体系；“两个拳头”，一个是与生物、信息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生产和营销体系；另一个是与新型经营主体相结合的现代社会化农业服务体系。传统与现代，这两种农业力量的兴起与转化是我们认识当前我国农业形势的新语境，也是我们进行农业发展方向判断的基础，甚至很多当前对农业的争论也是源于此变。大势既已发生，我们就要客观的分析分析似乎代表两个方向的这两种农业力量，既不固步自封，又不冲昏头脑。

　　“一个屁股”——小农农业的力量

　　传统的小农农业——超强的自适应能力和生命力。

　　先说“传统”二字。说小农经济传统，是因为我国的小农经济并不是生而有之，而是自隋唐以来才逐步从“大农”演化为“小农”。据史料记载，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98年）颁布均田令，男子十五以上受露田40亩，妇人20亩，男子给20亩桑田，为世业田，终身不还。这里面所谓“露田”就是农田，也就是户均经营规模大概在60-100亩左右。唐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规定丁男与中男，每人受田100亩，其中20亩为永业田，80亩为口分田，其中永业田可以继承。也就是成年人和长子能耕种共200亩左右的田地。根据我国已有的历史数据，我国人地比率自南宋后就下降到了5.5左右，农户绝大多数耕种面积都在25亩以下。至清一代甚至下降到2.83。据陈翰笙、薛暮桥1933年对6省市的调查发现，贫雇农户均5.7亩，中农户均17.5亩。目前，中国农户户均耕地规模仅7.5亩，相当于欧盟的1/40，美国的1/400，不到日本和韩国的1/2。可以说，中国的小农农业自隋唐以后，历经1400多年的演化，形成了今天所谓的小农农业，中国的农户才称之为小农，看来“小农”这个词是很有历史底蕴的，说“传统”一点不为过。2.再说说小农力量中的“小中见大”。

　　现代社会都以效率为先，从学者到官员很多人都说“小农”没有竞争力，是淘汰的对象，生产的农产品更加没有竞争力，价格高不说，还难以保证安全。暂且对上述观点不置可否。我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说“小农”的“非常规”竞争力——分布式特征造就的超强自适应性。中国的小农符合典型的分布式系统特征。分布式的最大优势就是自适应性和弹性冗余。而这恰恰能够与我国人多地少、多样的农业环境紧密的配合起来。大家都知道，生物界的竞争非常有意思，每一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存策略，有的守株待兔，有的主动出击，有的善于伪装，有的利器凶猛。这就是生态学中所讲的“生态位竞争策略”，即看似大家都在争夺同一种资源，但其实是各种生物由于采用了不同的策略，而使得它们的竞争并不在一个生态位上，也就是发生的竞争并不在一个层次上，这在本质上就回避了同质之间的直接竞争，生物们将对物质的直接竞争巧妙的转化为了间接竞争，并各自保存了自己。如此说来，在开放的体系中，独特性非常重要。其实各国的农业莫不如是，一国农业如果没有自身独特的核心竞争力，将无法在全球农产品贸易冲击下独善其身，现在我们要着眼的是如何在开放体系中构建我国农业竞争力的独特性。这种竞争力或是贸易制度保护优势，如日本超高的农产品贸易关税制度；或是前沿技术优势，如美国农产品转基因育种和农业机械化；或是丰厚的自然资源优势，如巴西、俄罗斯和澳大利亚广袤的土地资源。他们的农业资源，很多是我们不能企及的，有些对于他们也是不可替代的。那我们呢。或许有点出人意料，我们农业的独特竞争力恰恰是具有超强适应能力的小农经济特性，看看这种“小农”经济有哪些独门利器能够在荡荡一千五百多年里滋养了这个民族多少盛世王朝，而在我们新世纪的今天又创造了如何的农业奇迹。

　　利器之一：小农与资源禀赋的完美配搭——精耕细作。一百多年以前，在1909年有个叫F.H.King的美国人远涉重洋携妻子游历中国、日本和朝鲜，考察三个东亚国家古老的农耕体系。两位年过花甲的美国老人怀着急切的心情与东亚的三个古老农耕民族的农民进行了深度交流，并写了一本《四千年农夫》。在里面，他这样表述东亚的农业，“将近5亿人始终保持着这样一种生存方式，主要依靠小块土地和少量产品来维生，土地面积甚至比美国经土壤改良后的优质农场面积还要小”，“几乎每一尺土地都被用来种植作物以提供食物、燃料和织物。每一种可以食用的东西都被认为是人类或畜禽的食物。而不能吃或者不能穿的东西则被用来作燃料。生物体的排泄物、燃料燃烧之后的灰烬以及破损的布料都回到土里，将废物变成最有效的肥料”，“这些劳动人民认为，多付出一份努力就能多一份回报，雨天和酷暑并不能阻挡或者推迟他们的劳作。这似乎已经成为一条金科玉律，或者简单的说，这是劳动人民的常识”。

　　从一个研究土壤多年的美国人的眼里，这种精耕细作简直就是神圣的和如此优秀的耕作品质。其实，这种中国传统农民的耕作品质一直持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如果在各地调研就会发现，田间地头、房前屋后，甚至一些犄角旮旯的土地都被有效的利用起来或是种植庄稼，或是种植蔬菜。我国农户的土地地块较为零碎，户均7-8块，平均每块土地只有1亩左右，有的地方一户人家甚至有十几、二十多块地，多数地块面积也就只有几分，土地经营尤其高度小规模分散。在这种耕作条件下，按照常理是很难挖掘出土地的生产能力。但正是我国小农这种独特的分布式农业特点使之可以对农业进行精耕细作，这种小单元的耕作方式不但一方面具有强大的自适应和自我调节能力，能够适应不同的土壤状况、地形条件、耕作方式，而且另一方面也充分挖掘了两方面的潜能，一是开发了以家庭为单元的耕作潜能；二是充分运用了现有土地的生产效率，有效的扩大了土地的使用效能。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与传统宗族社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小农耕作模式具有天然的稳定性和持续力，这同时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稳定性力量。

　　利器之二：小农与相对封闭的国内市场——任尔东西南北风。小农与封闭似乎是紧密相连的，也是饱受诟病的中国农业弊端之一。但是，就算是有弊端也需要我们用客观的眼光来看待，再者说，是不是弊端，在中国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两说。在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常说，“只有适合的，才是最好的”。至于先不先进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有时候先进反而是一种负担。小农与封闭的国内市场结合的最好的是日本。日本进口农产品的平均关税税率为42%，约束税率最高为1706%，精米为777.7%，国外农产品要对日本形成倾销基本没有可能。在过去，由于我们农产品的生产成本极低，价格在国际上有很大优势，所以国内市场相对于国际市场是相对封闭的。即使在现在，我国的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食（大豆除外）与国际市场相比仍然保持了相对独立的走势。从2014年的粮食进口看，我国对小麦、稻谷和大米的进口同比都是下降的，分别下降了20.4%和45.7%，玉米进口小幅增长了13.6%。总体来看，除大豆外的主要粮食品种国内产销基本是平衡的。与国外粮价相比，国内粮价在这些年没有出现过大的震荡。2004年至2014年，国际市场粮价年均波动幅度在20%左右，特别是2008年和2012年两次大幅震荡，全年波动幅度在40%以上，而国内粮价始终保持平稳，原粮收购价格每年上涨10%左右，而成品粮零售价格年均上涨8%左右，年度之间变化幅度并不大。这种略带有封闭色彩的粮食价格稳定性，对于大国而言尤其重要，多少国家想要还得不到。当全球风起云涌之际，我们能够稳坐钓鱼台，任尔东西南北风，免受国际各种危机的冲击，这其实是给我们其他的改革进程争取到了难得的稳定环境和冗余，当人们吃饭不愁时，国家干其他事情才能有更大的回旋空间。

　　利器之三：小农与现代科技的融合——外部能量环被打开。前一段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从固氮能力的角度来分析我国近代农业的发展极限，也很有启发。千百年来，不论是欧洲还是亚洲，都把粪肥当作主要肥料。根据《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余也非着），我国历代粮食亩产最高是明清时期，北方平均亩产为1.302市石（小麦，折65.1公斤），南方平均亩产为2.604市石（水稻，折130.2公斤）。数千年以来，全国平均亩产一直远低于100公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获得氮肥的能力，外部能量无法快速进入植物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重大制约。每生产100公斤稻谷约需吸收纯氮2.2公斤，100公斤玉米约需纯氮2.5公斤，100公斤小麦约需纯氮3.0公斤；折中取2.5公斤，相当于人或猪粪尿（标准腐熟肥）500-600公斤，或牛粪尿腐熟肥约1000公斤，或绿肥腐熟肥500-1000公斤（约不施肥的2亩绿肥产量）。而这分别大约是2个成人，或0.2头猪，或0.2头牛全年的“产量”（折为标准腐熟肥）。同时应注意到，虽然在“提供”肥料的能力方面，猪牛等大牲口远高于人，但是1头牛需20-30亩的草地或耕地（秸杆）提供饲料。所以，在小农经济下，农户养殖猪牛等大牲口数量是有限的；在耕地不足的情况下，能挤出来种植绿肥或保留为提供饲料的山林草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农业社会的农户“获得”肥料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因此，传统小农经济的“盛世”，在保留必要的柴草山（约24亿亩）后受限于“合理耕地”的总量（约12亿亩），全国粮食总产极限为1.2亿吨，合理供养人口为3亿人。直到1828年，一个叫维勒的德国化学家首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尿素，现代肥料的大门被打开了。这使得我们单位耕地供养人口的极限在不断提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拥有的科技手段可以令我们不断将外部的能量循环引入到农业的能量循环中来，一旦这种外部能量介入，农业的发展将会迎来质的变化。从更深的角度讲，如果今后有更加彻底的外部能量导入手段，农业的形态亦将会发生根本改变。再加上相应的种质资源革命，这种分布式的小农经营与现代农业科技的结合使得传统农业再次涅盘，在今天仍然散发着其巨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