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以来，经济增速放缓引发的就业问题和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问题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然而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一个规模庞大的弱势群体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群体就是5000万年过半百的高龄农民工，他们年老体衰，从业行业普遍不景气，养家压力有增无减，养老问题迫在眉睫。无论从保持社会稳定，还是从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看，高龄农民工问题都需要尽早关注，需要社会协力提出应对之策。
高龄农民工接近5000万，面临困境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年来农民工总量和年龄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农民工增速逐年放缓，年龄结构不断老化。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总量从2011年的2.53亿人增至2015年的2.77亿人，增速却从4.4%逐年锐减到1.3%，农民工平均年龄从36岁增加到38.6岁，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从3614万增至4966万（其占比从14.5%升至17.9%），年均增速高达8.27%。
体力衰减使得高龄农民工的就业竞争力直线下降。高龄农民工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农民工，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且缺乏技能，只能长期在建筑、采矿等行业从事重体力劳动。许多高龄农民工因为高强度劳动面临严重的健康问题，他们的体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速衰减，遭遇工伤的风险增大，这使得用人单位大多不愿招收高龄农民工。
传统行业下行压力巨大，新兴行业的就业门槛相对较高，高龄农民工就业进退两难。作为农民工就业的重点行业，制造业和建筑业依然不景气，农民工的整体就业环境不容乐观。虽然新经济创造了许多岗位，但技能偏低使得高龄农民工难以从新经济中获得职位。统计资料显示，50岁以上高龄农民工是农民工中接受技能培训比重最低的群体，2013年和2012年他们接受培训的比例分别只有25.9%和25.5%，这也进一步放大高龄农民工的技能劣势。
难享职工养老，高龄农民工老无所养的问题迫在眉睫。大部分高龄农民工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实施之前未被纳入社会保障网，他们目前的参保比率依然很低。年近或超过退休年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更加棘手，许多年近退休者养老保险难以缴满15年，超过退休年龄继续就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在司法实践中争议不断。
老年农民工问题亟需各方协力解决
50岁以上的高龄农民工很快就会突破5000万人大关，这个规模庞大的群体面临的问题应引起社会高度关注。高龄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不仅难以在下行的传统行业继续就业，也无法从新兴行业中获得岗位。他们往往还需要肩负整个家庭的经济负担。长期非正式就业的高龄农民工将来很难享受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待遇。对贫困的高龄农民工而言，现在能够继续工作并获得收入比未来的养老问题更加迫切，但养老问题也已经近在眼前，这两个问题需要统筹考虑。
高龄农民工依然有强烈的就业需求，加强技能培训和增加岗位供给是解决他们就业难题的突破口。首先，劳动培训部门需要根据高龄农民工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劳动技能培训方案，并通过必要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培训降低他们融入新经济的门槛。其次，多渠道推动农业规模化经营和农业产业化，建立高效实用的农业技术培训体系，促进高龄农民工返乡就业创收。第三，提高扶贫政策的精准性，保证确实有困难的失业高龄农民工能得到及时救助。
高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应尽早从制度层面着手解决。首先，建议国家划拨专项资金协助解决高龄农民工缴费年限不足的难题。其次，尽快建立农民工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累加、结算、转移支付平台，激活分散于多地的个人养老账户资金。最后，切实保护高龄农民工从宅基地和承包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让土地能够成为高龄农民工养老的最后一道屏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