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五”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也是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期。当前，“谁来种地”的问题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只有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尽快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才能担当起现代农业建设的历史重任。
一、推进农业现代化亟须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正确认识和处理好农民问题历来是一个战略性问题。作为最大的社会群体，农民既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基，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未来。作为发展现代农业的主体，农民职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新型职业农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经营”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现阶段，提高农民科学素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然选择，是解决“谁来种地”问题的关键举措。
在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阐述了“谁来种地”问题，强调要以吸引年轻人务农、培育职业农民为重点，建立专门政策机制，构建职业农民队伍。2016年4月，在安徽小岗村召开的农村改革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加快构建职业农民队伍，形成一支高素质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自2012年以来，连续5个中央1号文件都对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出了重大部署，特别是201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把职业农民培养成为建设现代农业的主导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和中央1号文件的部署安排，充分表明了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三农”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各级政府必须坚持不懈抓实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从根本上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
从现代化全局看，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性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民，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农民要小康，收入要连涨”，虽然这几年我国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收入相对差距有所缩小，但是绝对差距不断扩大。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农村居民仅为11422元，两者相差近两万元，而且农民社会保障水平低，享受公共服务少，很大程度上农民还是一种“身份”称谓，没有成为一种体面的职业。当前迫切需要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将越来越多的农民打造成为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领办人和农业企业骨干，并通过大力推进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经营效益，使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使农民成为体面的职业。
从整体看，目前我国农业劳动者素质问题突出，还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发展需要，成为制约“四化同步”的瓶颈。一是数量萎缩。统计表明，我国从农业生产转移出的农民工数量达2.77亿，目前仍以每年数百万的速度在增长，务农农民尤其是青壮年农民急剧减少。二是结构失衡。留守农村的农民，以老年、妇女居多，浙江、江苏务农农民平均年龄已达57岁。三是素质堪忧。务农农民中，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占到70%以上，农民具备基本科学素质的比例仅1.7%，远低于全国6.2%的平均水平。四是后继乏人。农村新生代劳动力绝大部分选择“跳农门”，务农农民成了国民素质的“低洼地带”。由于劳动力素质问题，高效率农业设施装备难以利用，高水平农业科技成果难以转化。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和“十三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到2020年农业现代化要取得明显进展。我国农业正处在转方式调结构的关键时期，推进农业现代化面临严峻的挑战，任务十分艰巨。我们必须加大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力度，积极推进务农农民职业化进程，加快构建一支高素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者队伍，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和保障。
二、我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初见成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针对农业现代化需要，将加快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作为战略性任务来抓，在推动现代农业建设中成效初显。各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结合实际完善培育制度、强化体系建设、增加经费投入，着力健全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整体框架体系，涌现出了一大批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格局基本形成。我国于2012年在全国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试点工作，2014年启动实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2015年启动实施现代青年农场主培养计划。在中央政策指引和国家试点示范推动下，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将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列为农业农村重点工作，不断加大财政投入，落实扶持政策，细化工作要求，推动试点示范深入开展。目前，全国已有4个省、21个市和487个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新型职业农民示范培训体系，初步形成了政府推动、部门联动、产业带动、农民主动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作格局。
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在培育环节上，坚持把教育培训作为重点，把规范管理作为重要手段，把政策扶持作为重要保障，大力支持职业农民创业兴业。在培育对象上，坚持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农业企业骨干等生产经营型职业农民为重点，兼顾专业技能型和专业服务型职业农民。在培育模式上，实行“一点两线、全程分段”培训，即以产业发展为立足点，以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为两条主线，按农业生产重点环节，分阶段安排集中培训，实现产业周期全程覆盖。在培育层次上，主要依托涉农职业院校和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面向新型职业农民开展中职、高职教育。经过近三年的探索实践，我国基本建立了教育培训、规范管理、政策扶持“三位一体”，生产经营型、专业技能型、专业服务型“三类协同”，初级、中级、高级“三级贯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制度框架。
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加快构建。各地从实际出发，积极发挥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涉农院校、科研推广机构、企业社会组织的作用，形成了以农广校为主体、多方力量参与的“一主多元”新型职业农民教育培训体系，探索出了很多特色鲜明、成效显著、代表性强的经验和做法。有的地方依托涉农院校，建立职业农民学院，创建“学历+技能+创业”的新型职业农民培养模式；有的地方依托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建设农民田间学校，让新型职业农民培育走进产业、服务产业；还有的地方依托农业龙头企业，直接在田间地头开展农民教育培训。在国家层面，成立中国现代农业、现代畜牧业、现代渔业、现代农业装备和都市农业五大职教集团，通过产教融合探索培养农业高技能人才、现代青年农场主等各类新型职业农民的有效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