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城镇化背后的多元诉求，破除阻碍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因素，构建公平制度环境。农民进不进城，让他们自主选择
近日有媒体对安徽、四川、湖北等地调查发现，多数试点中小城市全面放开农民进城落户，但在“零门槛”前农民落户意愿不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普遍低于预期。不久前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一项调查也显示，中西部约一半农民工不想进城，66.1%的农民工表示到了一定年龄就回乡。
进城落户，曾经是多少农民的向往，现在他们为何不愿“农转非”？
有人说，城市户口“含金量”不如以前高了。过去农民变市民，意味着就业、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能享受不一样的待遇。现在情况变了，城里人也未必有“铁饭碗”；政策放开，子女上学不再受户籍限制；新农合、新农保，村里人看病、养老也有了保障。最重要的是，在发展机会上，城市已经不是农村人口向上发展的唯一通道，在农村一样有出彩机会。
有人说，城市生活成本高、压力大。进了城，菜米油盐都要钱，还要承受高房价，在社保、医疗方面，也难享受真正的市民待遇。而在农村，有一小块地，一年吃喝基本不花钱。随着新农村建设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大为改善，山清水秀的田园生活，比城里更轻松、更惬意。
有人说，舍不下农村房子、土地等权益。在农村，承包地、宅基地、粮食直补、退耕还林补贴等，是农村户口独有的，进城落户后，这些权利有可能失去。比如，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否保留、如何退出、怎么补偿，这些还需要明晰的制度设计。
农民不愿“农转非”背后，反映出新时期农民利益的多元需求。事实上，城镇化是一个自发过程，农民进不进城，进哪个城市，就应该让农民自主选择。政府要做的是构建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让人人能享受均等公共服务，享受平等发展机会。
重视城镇化背后的多元诉求，要破除阻碍农村人口落户的制度性因素。首先，要降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一步完善城市住房制度，放宽对农民工群体的购房限制，将农民工群体纳入各类保障房体系之内，真正降低农民工市民化的经济成本。其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藩篱，不止看“农”与“非农”的名分，更要推进公共服务待遇均等化。再有，要加快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稳定农民对农村权益的预期，让农民进城不瞻前顾后。
不少农民不愿“农转非”，大可不必惊慌，因为城镇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是速度越快越好。城镇化水平应与工业化进程相适应，与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如果超出了这个能力，很可能会出现就业不足、贫困人口增多、两极分化严重等问题。如果不顾实际，盲目追求城镇化率，用政府意愿替代农民意愿，就会出现农民“被上楼”“被城镇化”现象，让进城农民面临“回不去农村、融不进城市”的尴尬。
城镇化没有捷径，“农转非”背后的这些现实难题，是今后城镇化政策必须考虑的问题。既让进城农民真正在城里“扎根”，也让留村农民生活更幸福、更有尊严。这样的城镇化，才是以人为本的城镇化、才是可持续的城镇化。
